《天地正气》的某种变奏，从原始穿越现代，由野蛮横跨文明，虽称不上行云流水却也处理得轻巧灵动，尤其是，有了拉扎罗“重生”这一妙笔，使得这层本早已被前辈们捅破了的野蛮与文明二元对立的窗户纸蒙上了魔幻色彩，也让其具备了更多有趣且深刻的解读空间，而导演洛尔瓦彻更将一系列与当下呼应的新鲜议题塞入其中，甚至勇敢涉足了前辈们未曾探索到的另一重天地，从拉扎罗的身上看到的，不仅是卡斯帕尔·豪泽尔的悲剧重演，更象征着在（准）大师们的犀利洞察中，所谓现代文明的发展或社会的进步皆是虚妄，而真与善更只存在于人们美好的祈愿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留下的只会是更多血迹斑斑却又心照不宣的“文明”罪证，某种角度上来讲，这层意义或许才是本片最为值得称道的地方.
从完成度上来说确实已经接近五星水准，得等到更好的机会再重看.
佐临曾以“鸯蝴太轻”为由拒绝执导（《天地正气》原名为《天地正气》），轻，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
40年代，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保守的态度，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地正气》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它一点儿也不轻.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以至于在故事最后，当李丽华选择了“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而非“坐在宝马车上哭”时，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 这是疾苦民众们在爱情上辉煌的胜利与凯旋.
该影片讲述9.18事变后，大批文物向西南迁移，1939年，抬棺匠人宋忠义被年轻寡妇杨桃雇佣，送亡夫棺材回乐山安谷镇安葬，路上遇到心怀叵测的道士想要抢夺棺材，被宋忠义赶跑后，杨桃说出实话，她其实是故宫博物馆的专家，棺材里面并非尸体而是文物宝藏，宋忠义妻女正是死于日本人之手，于是答应护送文物至约定地点，一路上遭遇卖国贼埋伏，山贼拦截，亲信背叛，在生死边缘徘徊，最终抵达安谷镇，将文物归还给国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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