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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宋、齐二朝之际，为着不重视儒学，故关于经学不必论述。但梁武帝在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开五馆，立国学，任命明山宾、陆琏、沈峻、严植之、贺玚为五经博士，各人主持一馆，教授五经，因此，经学顿然勃兴了。当时学者著名的著作可列举者：崔灵恩有《三礼义宗》三十卷，《左氏传义》二十二卷，皇侃有《礼记义疏》五十卷，《论语义疏》十卷，戚衮有《礼记义》四十卷，顾越有《毛诗》《孝经》《论语》等义疏四十卷，费甝有《尚书义疏》十卷，张讥有《周易义》三十卷，王之规有《左代春秋义》四十一卷，此等著作中，《礼》和《诗》都是用郑氏与毛氏所疏释的东西，这点与北方相同，惟《易》以王弼为主，《尚书》以孔安国为主，《春秋》以杜预为主，这点与北方完全不同，这里亦有南北经学之差异。
在《世说》的《文学》篇中，褚裒对孙盛赞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盛答之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但支遁闻之则评曰：“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这已很适当地表现了南北学问之精神。支遁的意思大概说，北方的学者博览，而失其主要之点，好像在明显的地方看月，虽瞭望广大，而无明确的中心；反之，南人不能说是博览，惟把其要点，好像是从狭小的窗子看太阳，眼界虽狭小，而能明确地理解其要点。《北史·儒林传》亦把同样见解以“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之句来表现。后世的考证家称，南学混有老庄思想，不是纯粹的儒学，在此评语中露出了不满之意，但想到当时思想界的形势，经学中混入老庄思想，似乎是不得已的，亦有人认为由此便提供了儒学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