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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陶行知因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的影响，[6]一时受到不当的否定，他的教育思想也因师承杜威的经验主义教育论而遭受批判。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纪念陶行知先生90诞辰大会时，他的名誉才正式得到恢复。自此以后，有关陶行知的文章大量发表，与他交往过的人们出版了《陶行知纪念文集》，他的学生张健主编的《陶行知年谱稿》以及《陶行知的一生》《陶行知文集》《陶行知教育文选》《陶行知全集》等相继出版。在近年来出版的教育史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陶行知，作为人民教育家受到人们的敬爱和研究。但是，经过30年的空白，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研究，与现在的教育相结合的研究，依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
（三）生活教育论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教育目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论。作为陶行知的根本的教育思想的生活教育论在其形成过程中可以见到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杜威的教育理论的影响。“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是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观。陶行知受教于杜威，继承了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学校与社会相结合的思想。这里不准备对杜威的教育论进行论述，但是，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及其教育实践来看，不能简单地说它们是杜威的教育论在中国的反映。陶行知确实师承于杜威，并且以其理论为基础希望在中国展开实践，但是，他根据教育目的、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对杜威的理论进行了改造，并且结合中国的现状建立起独自的教育论。陶行知超越了经验主义的范畴，为了创立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贡献。陶行知将杜威的学说倒过来表述：“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种表述的目的不仅是要改造旧的教育方法，而且是针对广大民众受不到教育的现状，希望向更广大的民众提供受教育机会，并通过把教育与大众的实践结合起来以便推动大众教育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