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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与陶行知曾被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两面大旗”。徐特立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曾给予充分肯定，自己曾署名“师陶”。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地位，与徐特立的推崇与宣传有着重要关联。陶行知逝世后，延安举行陶行知追悼大会，徐特立是主祭人之一。
本卷收录徐特立《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说》一文。文章针对当时有些人把陶行知贬为“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家”等负面评价，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做了较为系统的客观分析。文章首先分析了陶行知的教育哲学思想，从其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上产生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观点。其次，文章重点分析了教学做合一与哲学一元论的关系，认为“教学做合一”在一系列关系上打破了二元论，把生活与教育、社会与学校、教学与学生的关系在哲学一元论基础上统一起来。最后，文章肯定陶行知针对中国现实社会和解决教育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教育家”，他的学术服从革命而成为革命的学术。文章对分析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实质及其根源，以及肯定生活教育运动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积极意义有着重要作用。
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说[1]
一、他的教育哲学及其根源
陶行知是安徽歙县人。他的母亲在教会做工作生活，行知因此就在教会学校念书，成绩很好，由教会送到美国学教育。回国后，在大学工作并讲课。这时他只是一个教育家，还不是一个革命战士。民国十四年（1925年），中国大革命开始了。所谓大革命，就是大众的革命。大革命以前参加革命的，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新的军队和青红帮，加上海外华侨。这种革命，广大的农民没参加，手工艺人也没有参加，只能算是小众革命，大众还站在革命之外。因此这一革命对于教育所起的作用，也是从日本搬进来的资本主义教育，不久又以美国式的代替日本式的，陶先生的思想也没有根本的变化。因此陶先生的大名，还不是“行知”而是“知行”。大革命一来，把小众革命变成大众革命，而陶先生也变为大众的陶先生，其名字也革了命，乃倒转起来，改为“行知”。行就是做，知就是知道或认识。一切的事，不做就不会知道，所以做是第一，知是第二。过去做事的只是工农，知识分子不做事，只是念书。陶先生本是知识分子，所以他过去的名字，第一字是知，第二字是行。但到了工农大众革命开始，就把工作放在第一，念书放在第二，而名字就倒了。后来他又改成三个字的名字，名“行知行”，就是从做得到知识，又由知帮助做。那末第二个做就是有知识的做，不是蛮干和瞎干。由于不要蛮干、瞎干，就必须向人家请教和自己学习，因此陶先生就有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又教和学都是为着把事情做好，所以做是第一，即是行是第一。从行得来的知识，用来帮助做，所以最后又达到行，所以陶先生的名字始终两个字，都是“行”，只中间一个字才是“知”，只是一切行的中间的介绍人，即介绍古人的行，今人的行，外国的行和中国的行。写成书本介绍人们来学，或给人们来教。我们毛主席说的古今中外法，就是综合古今中外的行，并不是自己个人的行，和自己的行结合为一。陶先生说自己的行，如接本的砧木。砧木是有根的那部分，别人的行如纸条，是无根的一部分。两个结合，融化成一个整树，而不是两个树，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理论和实际结合。实际是根，理论是从根上长出来的结果，仍是行。陶先生的名字为“行知行”，不是单纯的行，是综合古今中外的行之结论再合上自己的行。这里的行，比之盲目行，即蛮干瞎干的行高多了。行变为知是第一阶段，知变为行是第二阶段，知行互变，两个东西，根本上是一个东西，故名为知行合一，又名为知行一元化。只有高深的理论，才能看出相反的东西根本上是一致的。陶先生看出当学生的小孩子，可以当先生；又看出有学问的先生，还要向没有学问的学生学，把先生和学生的共同根本找出来了，于是把先生和学生并把教学一元化了。陶先生说一切人都是我的先生，又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同学。先生和学生是相对的两方面，即有知与无知对立，年长的和年小的对立，尊和卑的对立，陶先生把这些对立统一起来。凡从对立的东西中，找出他们根本相同的东西出来的研究，是一种高深的理论或名哲理。这种哲理用在一切自然上名为宇宙观，用在人类社会上名为人生观。凡从对立找出统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哲学上名为一元论。一元论并不是说，对立的东西即相反的东西或矛盾的东西，直接就是一元。例如说粪和饭的对立，统一并不是说饭就是粪，只是说饭可以转化为粪，用粪来种庄稼，粪又转变成了饭。由于饭与粪中的根本物质，有相同的地方，即对立的东西，有统一的东西存在。但不经过大的革命，对立的东西，不会转变。这种一元论就是革命的。边区转变二流子为劳动英雄，是由于边区进行了革命，有可能给二流子以土地及其他生产条件，又能给大众以同志态度的帮助。所有这些就是由于对立到统一的革命条件，即二流子转变为劳动英雄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