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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荀子以后,历代思想家无不倡经世,重教化。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宋明理学家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天理与人欲的对举,都是为统治阶级教化百姓提供理论根据,为下层群众接受教化作出论证。而在正统儒家看来,教化过程本身,便是在从政,在经世济民。经世与教化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共同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中国古代画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经世重教的特点。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画《地狱变相图》,被后人赞为起到了“迁善远罪”的作用,并由此感叹道:“孰谓丹青为未技哉!”[68]而“帝王名公巨儒相袭而画者,皆有所为述作也。……今人识万世礼乐”[69]。北宋名书画家米芾自道:“古人图画,非无劝诫。”[70]明代宋濂通过对历史上绘画内容的描述,揭示了绘画的经世和教化作用。他说:“古之善绘者,或画《诗》,或图《孝经》,或貌《尔雅》,或象《论语》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经而行,犹未失其初也。下逮汉、魏、晋、梁之间,《讲学》之有图,《问礼》之有图,《列女仁智》之有图,致使图史并传,助名教而翼群伦,亦有可观者焉。”[71]可见,中国古代的丹青妙笔,并不只在纯艺术的领域挥舞,而是作为名教经义人伦的一种载体,一种传播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