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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荀子以后，历代思想家无不倡经世，重教化。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宋明理学家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天理与人欲的对举，都是为统治阶级教化百姓提供理论根据，为下层群众接受教化作出论证。而在正统儒家看来，教化过程本身，便是在从政，在经世济民。经世与教化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共同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中国古代画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经世重教的特点。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画《地狱变相图》，被后人赞为起到了“迁善远罪”的作用，并由此感叹道：“孰谓丹青为未技哉！”[68]而“帝王名公巨儒相袭而画者，皆有所为述作也。……今人识万世礼乐”[69]。北宋名书画家米芾自道：“古人图画，非无劝诫。”[70]明代宋濂通过对历史上绘画内容的描述，揭示了绘画的经世和教化作用。他说：“古之善绘者，或画《诗》，或图《孝经》，或貌《尔雅》，或象《论语》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经而行，犹未失其初也。下逮汉、魏、晋、梁之间，《讲学》之有图，《问礼》之有图，《列女仁智》之有图，致使图史并传，助名教而翼群伦，亦有可观者焉。”[71]可见，中国古代的丹青妙笔，并不只在纯艺术的领域挥舞，而是作为名教经义人伦的一种载体，一种传播媒介。